“遺跡”，在歷史的邊緣

《看歷史》 主筆┃楊東曉

自晚清以降的一百多年里，圓明園曾經(jīng)有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淡出了中國人的記憶。這段時期內(nèi)，圓明園在遭遇財劫、火劫、木劫、石劫后，剩下的只有土地了，而土劫更是從蠶食開始，一步步讓圓明園變得面目全非。

1920年的一天，一個西方人走進圓明園西洋樓附近。這里破敗不堪，到處都橫躺著斷裂的巨大雕花石柱。就在滿地亂石的荒地上，還有一個中國男人正在一片開闊地上拉著石滾壓糧食。他架起相機對準著這個中國男子，將他的形象記錄了下來，并且還洋腔洋調(diào)地記錄下了那個人的中文名字的發(fā)音——“陸元淳”。

陸元淳是當時住在西洋樓附近唯一的中國人。這個從外地來到北京討生活的中國農(nóng)民在清末民初的戰(zhàn)亂中，輾轉(zhuǎn)來到這里，在無人管理的園子里拆房、開荒、種地……

在陸元淳之后，陸陸續(xù)續(xù)有大批從山東、山西、河南、河北等地來的移民來此定居。此外，還有前清太監(jiān)和前清旗民。

圓明園自1860年10月遭遇了“火劫”、“財劫”之后，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又先后遭遇了“木劫”和“石劫”——北京城的達官貴人和平民百姓一點一點地從圓明園的廢墟上拆走了可資利用的木材和石材。而今，圓明園中可以利用的只有土地了。陸元淳們的到來又開始讓圓明園遭遇“土劫”——人們在圓明園的廢墟上開荒種地，取土伐林。最終，在來來去去的各色人群的改造下，昔日這片中國最華美的園林，就這樣日益面目全非。

■ 面目全非

就在陸元淳們在此安居了十幾年后，又有一大批異鄉(xiāng)人涌入圓明園。那是八年抗戰(zhàn)期間，由于戰(zhàn)亂，這片無人管理的山林，成為來自華東、華北附近的饑民的“樂土”。

王國安一家就是抗戰(zhàn)期間搬進圓明園的。1950年代，新中國實行戶籍制度，建立行政村，王國安和移民們才在這片園子里擁有了合法的身份。圓明園成為行政村后，王國安還當過30多年的生產(chǎn)隊隊長。他目睹了圓明園長達半個世紀的變化歷程。

最先變化的是通往圓明園的御道。盡管圓明園已毀，但直至1950年代初，從西直門通往圓明園的御道依然還保存。這條風姿綽約的御道出西直門經(jīng)高梁橋，在魏公村與中間石塊砌成、兩側(cè)垂柳曳地的白頤路相匯，直入西郊苑囿。御道兩邊是流水和隨風搖曳的荷花——文人稱它們“丹棱”。1950年代，白頤路的石塊被拆下用于修建天安門廣場，道路兩旁的柳樹也被砍下，替換成了楊樹。

1956年以后，園林局征購了圓明園中非稻田的全部耕地，進行了大規(guī)模綠化。到1961年，園內(nèi)植樹72萬株。然而三年困難時期，大量的百姓涌進這里。圓明園村、掛甲屯、福緣門村里住滿了在外地人。圓明園一時人多地少，于是生產(chǎn)隊把政府征購走、大量植樹的土地又要了回去。人們除了種稻米、養(yǎng)魚，還辦起了公社一級的馬場、養(yǎng)豬場、雞場、鴨場。在王國安的記憶中，那時候的圓明園村干凈整齊、甚至沒人往地上亂扔一片紙。如果不是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這派世外桃源的景象，還會繼續(xù)下去。

后來的中國圓明園學會學術委員、北京市園林局高級工程師趙光華在文革期間來過圓明園，他發(fā)現(xiàn)北京海淀周圍各大院校的師生都到圓明園改造世界觀來了。圓明園里除了學農(nóng)的稻田，還有學工的工廠、學軍的射擊場。

在這里，他目睹了北大師生改造 “綠滿軒”和“暢和堂”兩座島嶼的“壯舉”：在生產(chǎn)隊的指揮下，幾十位北大教師用了一個月的時間，用大繩和撬棍，把山石拉下水中，然后再把島上的土全部墊入水中，造出了一塊面積并不大的農(nóng)田。

1970年，全民“備戰(zhàn)備荒”時，人們不僅拆除了數(shù)千米的園墻和湖岸上的石材，建筑基址也被連根拔起，統(tǒng)統(tǒng)拉走去修防空洞。人們一次拉走582車石料，一次拆掉800多米圍墻，一次砍伐1000多株樹木。圓明園遺址的圍墻被拆得一干二凈，建筑基址被掘地三尺，山頭被平掉十分之四，外單位侵占掉土地十分之一(王道成《圓明園重建大爭辯》)。

防空洞剛建好，“農(nóng)業(yè)學大寨”運動又轟轟烈烈地興起。從1975年到1977年，廠房和生活區(qū)用地就砍光了90%的林地，60年代初種下的幾十萬株林木萬劫不復。

 驚蟄年代

圓明園這一百來年里，皇帝退出、強盜進來，強盜退出、農(nóng)民進來。到了1970年代，大學師生退出、海淀機修廠進入；民房退出、打靶場進入；板車拉出去、汽車開進來。那些年，圓明園的福海中甚至建了個氣象站。

1975年，學者王道成為了給頤和園管理處寫《頤和園》一書，申請進圓明園考察相關的情況。那個夏天，他和《頤和園》編寫組的兩位同仁，坐車來到圓明園東區(qū)的一個門口，下車步行。他們走進圓明園，入眼是茂盛的莊稼，一處處農(nóng)田，一間間民房。王道成站在一處田梗上，這里早年是福海，他的腦子里浮現(xiàn)八個字：“故宮禾黍人世滄�！�。

次年，圓明園管理處正式成立。

又過了一年，詩人來了。

北京六建工人趙振開和從白洋淀插隊返京不久的姜世偉走進園子。以他們創(chuàng)刊不久的詩刊《今天》的名義，在廢墟上組織詩歌朗誦會。他們在這里賦詩飲酒，思索辯論。多年后，人們再提到這兩位廢墟上的啟蒙者時，稱他們北島、芒克。

朦朧派詩人挑選的誦詩地點，是一片荒地。這批文革結(jié)束后最先脫離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官方話語體系的先覺者，跨越了后文革時期的“傷痕文學”，一步進入“廢墟”的境界——整個社會尚處在廢墟狀態(tài)。他們選中這片“廢墟”還具有歷史意義：圓明園毀于中華帝國與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沖突、崩塌的時代，這個曾是中華無尚榮光的園子，既是古老文明伴隨腐朽帝國毀滅的標志，又是中西方文化猛烈撞擊的隕坑。由于北島的到來，這片廢墟上盤旋著“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這時代覺醒的號角。

但是，從這里往西北部行進，從紫碧山房和鴻慈永祜交接處進入園中，乾隆在圓明園修的家廟，曾經(jīng)供奉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影像的鴻慈永祜(安佑宮)，已是臭氣熏天的大糞場。

這就是圓明園慢慢在中國人的記憶里驚蜇的那個年代，詩人思其廢、學者恨其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