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陵,位于陵區(qū)西南隅的鹿馬山(又名錦屏山或錦壁山)南麓,是明朝最后一帝崇禎帝朱由檢及皇后周氏、皇貴妃田氏的合葬陵墓。
崇禎皇帝朱由檢，光宗第五子,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天啟二年（1622年)九月二十二日封信王,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即皇位于中極殿。次年改元崇禎,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自縊身亡。同年四月四日入葬。
崇禎皇帝在明代諸帝中是個比較注意恭儉和頗為勤政的皇帝。文獻記載，他即位后,以封疆多事,“罷蘇杭織造”,又“禁衣飾侈僭及婦女金冠袍帶等”,自己的御用之物,也用銅錫或木制品。他還經(jīng)常召對群臣，“非盛暑祁寒，日御文華殿與輔臣議政”，批閱章奏，議論時政常至深夜。由于崇禎帝比較勤政,而其他各代亡國之君,多荒淫無道或不理朝政，故歷史上的一些史學家認為,崇禎皇帝的亡國是“有君無臣，禍貽邦國”所致。崇禎皇帝自己也認為,自己不是“亡國之君”，而大臣們都是“亡國之臣”。其實通觀崇禎帝治業(yè)的失敗，其亡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崇禎帝臨國之初,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還把持著朝政。朝廷上下，吏治腐敗，貪污成風,政治十分黑暗。所以,崇禎帝初入皇宮，保持了較為清醒的頭腦。他先翦除魏忠賢的羽翼,最后懲治魏忠賢。緊接著，崇禎帝又調(diào)整了內(nèi)閣班底。他先后罷免了依附魏忠賢的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榗四名內(nèi)閣成員。同時，“大計天下吏”，痛掃閹黨余孽。崇禎帝還根據(jù)翰林院編修倪元璐的建議，為遭迫害的東林黨人平反翻案,下令盡撤各處鎮(zhèn)守內(nèi)沉，改由督托專理邊政。崇禎帝的這些政治措施,使閹黨勢力受到了沉重打擊,“朝端漸見清明”,對鞏固崇禎初期的政治統(tǒng)治起了很大作用。
但崇禎帝即位時,由于內(nèi)憂外患的嚴重,明朝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了。東北地區(qū),后金勢力日益強大,遼東重鎮(zhèn)已經(jīng)失陷。西北地區(qū)，更是連年干旱,蝗蟲遍地,顆粒無收。老百姓不得不吃蓬草，剝樹皮，甚至以泥土、石粉充饑，出現(xiàn)了“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的情況，各地農(nóng)民起義此伏彼起。特別是王喜胤、高迎祥領導的農(nóng)民起義軍，攻城陷地，聲勢越來越大。
面臨這嚴峻的形勢，加之崇禎帝為扭轉(zhuǎn)危局過于急躁，對吏治的整治不當,以及心胸狹窄,喜奉迎,惡直言和任人不當,多猜疑，重誅殺等缺點，終于使他勵精圖治,中興明室的愿望徹底破滅。風雨飄搖的明朝政權(quán),也被農(nóng)民起義推翻。
崇禎帝死后,南明弘光政權(quán)(福王),為他定廟號為“思宗”，謚“烈皇帝”。后以“思”非美謚,改廟號為“毅宗”。隆武（唐王）時，又定廟號為“威宗”。清軍人關(guān),初定崇禎帝廟號為：“懷宗”，謚“端皇帝”。后以“興朝謚前代之君,禮不稱,,數(shù)不稱宗”，于順治十六年(1659年)十一月,去其廟號,改謚為“莊烈愍皇帝”。
皇后周氏，崇禎帝元配,大興縣人,嘉定伯周奎女。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天啟七年(1627年)二月初卯時迎娶,冊立為信王妃。崇禎帝即位,冊立為皇后，周氏遵旨自縊身亡。南明弘光朝曾為她上尊謚為“孝節(jié)烈皇后”，清朝人定中原后,為她上謚號為“大明孝敬貞烈慈惠莊敏承元配圣端皇后”，順治十六年(1659年)十一月改謚為“莊烈愍皇后”。
皇貴妃田氏,陜西人,左都督田弘遇女。崇禎元年(1628年)封禮妃，進皇貴妃。田氏“生而纖妍,性寡言,多才藝”，尤善撫琴，生皇子四人。崇禎十三年(1640年),所生皇五子病逝，田妃從此憂郁患病。崇禎十五年(1642年)七月去世,謚“恭淑端惠靜懷皇貴妃”，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二十三日葬入墳園內(nèi)。
思陵雖為帝陵,但這卻是清朝時的事,明朝時它只是一座妃墓——皇貴妃田氏之墓。一座皇貴妃墓是怎樣升格為帝陵的呢？這還要從崇禎帝自縊身亡那段史事開始談起。
明朝自朱元璋開國歷270余年,到了崇禎年間社會已極度不安。后金政權(quán)崛起東北,農(nóng)民起義風起云涌。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
李自成領導的農(nóng)民起義軍攻到北京城。十八日,太監(jiān)曹化淳開彰義門投降。當天夜里，崇禎帝登萬歲山（即今景山）四望,見大勢已去,易服帶佩刀,欲奪正陽門而出。守門軍不明情況,以為皇宮內(nèi)變,遂返炮拒擊,崇禎帝未能出城,返回皇宮,對皇后周氏說:“大事去矣,爾為天下母,宜死!”皇后也相對慟哭說：“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今日同死社稷,亦復何所恨�！被屎笾苁纤熳钥O而死。崇禎帝自知日暮途窮,連喝數(shù)杯酒,下令兩宮及懿安皇后自盡,傳太子及二王改裝出走,又人壽寧宮,劍砍長平公主左臂,殺昭仁公主于昭仁殿。天將曙明,崇禎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想孤注一擲,作最后掙扎,但大臣們一個也沒到。崇禎帝走投無路,只好登上萬歲山,在壽皇亭旁的樹下自縊而死。死時“披發(fā)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聯(lián)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諸臣之誤聯(lián)也,朕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發(fā)覆面，任賊分裂聯(lián)尸，勿傷百姓一人�！碧O(jiān)王承恩隨崇禎帝一同上山,遂再拜慟哭,在崇禎帝前跪縊而死。
十九日午,李自成農(nóng)民軍攻入皇宮,在清宮過程中,沒有找到崇禎帝。李自成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滅族"。二十日午,才發(fā)現(xiàn)崇禎帝己自縊身亡。李自成命人用兩扇門板將帝后尸體停在東華門側(cè),裝入柳木棺內(nèi),搭蓋了臨時靈棚。二十三日重新改殯,以紅漆棺殯帝,黝漆棺殯周后。崇禎帝頭戴翼善冠,身著袞玉滲金袍,周后亦依制加袍帶。
帝后棺槨在東華門所設靈棚連停數(shù)日,明朝的官員都不敢去看。只有襄城伯李國楨“泥首去幘,踉蹌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農(nóng)民軍將他抓住見李自成。他“以頭觸階,血流被面”。李自成勸李國楨投降。李國楨說:讓我投降必須答應三件事:一是明代帝王陵寢不能發(fā)掘破壞；二是用天子禮葬崇禎皇帝；三是不能加害太子及二王。李自成一一答應。但難辦的是崇禎帝生前并沒有預建陵寢。其原因按清查繼佐《罪惟錄》記載是這樣的：“崇禎初年，徧求天壽,無吉壤。至十三年,始召劉誠意孔昭(誠意伯劉孔昭)及張真人甲(真人張甲),協(xié)視地,得薊州鳳臺山(清代又作“昌瑞山”或“豐臺嶺”,即今河北遵化清東陵所在地)。云地善而難得治陵起工之吉，吉在甲申(崇禎十七年)以后,不及事。”于是李自成農(nóng)民軍只好決定將崇禎帝、后葬入田貴妃的墓中。
田貴妃，即前述的皇貴妃田氏,其墳園建筑由工部待郎陳必謙負責營建。但地面建筑未成，而明朝已經(jīng)滅亡。
三月二十五日,大順政權(quán)順天府官李票(或作李紙票,文獻記不一)為開田貴妃墓室一事,責令昌平州官吏“即動官銀催夫速開田妃壙,合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fā)引,初四日下葬，毋違時刻�！笨墒�,因為當時昌平州“鈔庫如洗”,而葬期又十分緊迫，時任署昌平州吏目的趙一桂,只好與監(jiān)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商議,帶上工房人員馮朝錦入京稟報順天府。經(jīng)再三請示，府官始朱批:“著該州各鋪戶捐挪應用,事完再議�！�
趙一桂回州后，隨即組織募捐。先后有十人捐錢共350千文（約合銀233.6兩）。其中,劉汝樸60千文,王汝樸50千文,白紳30千文,鄧科50千文,徐魁30千文,李某(佚名)50千文,趙永健20千文,劉應元20千文,楊道20千文，王政行20千文。
幾乎只有這點錢鈔,就完成了崇禎帝后的整個葬儀。其中,雇夫頭楊文包攬開挖、掩埋隧道,用銀200兩;搭蓋薄棚三間、小棚兩間，用銀四兩五錢；從紙鋪買紙用銀一兩八錢；從豬戶買豬用銀四兩五錢；從羊戶買湯羊二只,用銀一兩六錢；從攢盒鋪買素供二桌,用銀一兩；從飯鋪買面及大米飯,用銀一兩；犒賞夫役，用銀二兩四錢；打造開啟玄宮石門用的拐釘鑰匙及石匠開門，用銀五錢；伺候送柩員役酒飯等,用銀五兩五錢；買細連繩用銀四錢；木匠工價用銀四錢；打掃靈棚人夫用銀二錢五分；順天府來人飯錢用銀一兩一錢。
田妃墓隧道長十三丈五尺，寬一丈，深三丈五尺，督修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始見地宮石門。用拐釘鑰匙推開頭層石門,里面是三開間的香殿,中間懸掛兩盞萬年燈,內(nèi)燈油僅二三寸深,缸底都是水。陳設的祭品,前有石香案,兩邊列五彩綢緞侍從宮人。田妃生前所用器物衣服盛貯在大紅箱內(nèi)。東間石寢床上鋪裁羢羶，上面疊放著被、褥、龍枕等物。由于地宮內(nèi)潮濕,衣、被等物多浸泡黬黑,被褥僅一面用錦繡,其余都用布縫合,金、銀器皿也都是用鉛銅冒充。打開第二層石門,里面是通長大殿九間,石床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闊一丈,上面停放著田妃棺槨。
初四日申時,帝后棺木送到,停放祭棚內(nèi),棺木前陳設豬羊金銀紙劄等祭品,眾人舉哀祭奠。祭畢,將田妃槨(棺外木套)打開,先將田妃棺移于石床右側(cè),次安周后棺于石床左側(cè),最后將崇禎帝的棺木放入田妃槨中,停放在石床正中位置。棺槨之前各設香案祭器,點起萬年燈,遂將兩座石門關(guān)閉,將隧道填平。
初六日,趙一桂率捐葬鄉(xiāng)耆人等再赴葬所祭奠。祭畢,于附近西山口等三村撥夫百名,各備锨筐,舁土為崇禎帝堆起了墳冢。趙一桂、孫繁祉又捐銀五兩,買磚在冢周修筑了五尺高的圍墻。
崇禎帝后,在大順農(nóng)民軍政權(quán)的命令下就這樣葬入了田妃墓中。
清朝人主中原后,為收買人心,籠絡漢族地主階級為清延效力,始將這座葬有崇禎帝后的妃子墳命名為“思陵”,并改葬崇禎帝后,營建了地上園寢建筑。
按《清世祖實錄》記載,清廷下令以禮改葬崇禎帝后,并營建思陵建筑,時在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
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思陵的改葬開隧和營建卻是舉步維艱。首先是工程組織不能迅速落實。該工程本應由工部及內(nèi)官監(jiān)負責，但工部卻因缺員而不能分任。內(nèi)官監(jiān)雖已責成總理冉維肇，管理高推、王應聘三員內(nèi)官專司督理,但大概是由于“故君之事，既無賞可冀，又無罰可畏”,所以,雖經(jīng)原任明朝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曹化淳屢次勸勉,三人卻總是置若罔聞,三秋已過,冬至將臨，開工仍杳無日期。為此曹化淳不得不在順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上奏說：“禮,為舊君有服，不知諸臣何以置念?且時雖寒冱,地氣尚暖，及今猶可開挖隧道，先妥梓宮，其立碑建亭，姑俟來春舉行，倘再悠忽，是遲一日之工作,即虛一日之曠典，如作速報竣之明綸何？伏乞夭語嚴飭該監(jiān)刻期赴陵，先開隧道，來春亟建亭碑，萬勿藉詞緩諉沉閣(擱)……庶恩旨信而大義昭垂，芳萬世而無斁矣�！表樦位实塾[奏朱批:“思陵作速經(jīng)營,已奉有旨，該監(jiān)何得玩泄？冉維肇等姑且不究,著即刻期赴工，先開隧道，其余俟來春報竣。如再延諉，定行重治�！�
其次是工程所需銀兩不能及時到位。在順治帝的嚴旨切責下，負責思陵營建的冉維肇等人只得盡快趨赴工所，并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興工開挖隧道，思陵采石等工也正式開始。十二月初,思陵營建所需石碑、石座，均運至北京城北安門外西步梁橋東,并號有“錦壁山（鹿馬山別名）工用”字樣。當時,本應同時并舉的工程計有三項：一是思陵營建，二是葬張皇后于德陵,三是葬萬歷妃劉氏于銀錢山。三項工程估價為3000兩白銀。銀兩的來源，原奉旨賜陵地租銀1500兩，文武百官及內(nèi)臣捐助1500兩。但事實上，直到該年十二月,陵租雖已征收,但工程所須銀兩卻不知從何處關(guān)領。多方勸捐的650兩雖早在九月初四匯交給工部營繕司，但文武大臣捐助之銀卻差一半有余。所以，工程開始時，工部所掌握的銀兩只有1000兩，而開工時督送至工所的銀兩又只有110兩。為此，曹化淳以及原任秉筆太監(jiān)車應魁、王德化，隨堂太監(jiān)王之俊、盧維寧等人只得于該年十二月移文內(nèi)院，催辦銀兩解送事宜。他們在移內(nèi)院文中說:“工飯乃日用必需， 似此零星接續(xù)不及，何以措用。乞為總解，方能克濟。今值暮冬,時日有限,倘工飯銀遲滯,束手停工,無米難炊,必致稽誤�！惺�、石座……趁此地氣堅固,必需車價覓運到工,不誤明春建立之用�！私钞吋�,工飯諸費,每日必需,勢難停手,矧起運碑石,值茲地堅,正可拉運,所欠捐數(shù)仍望內(nèi)院一為傳諭。至于此工所注賴者尤在一千五百之陵租……伏乞垂念急需,萬難少緩。”
在曹化淳等人的催促下,順治二年(1645年)九月,思陵改葬等工終于完成。十日,工部尚書興能上奏,請示以余剩銀兩,建造香殿。十二日,順治皇帝批示:“知道了,余銀修造事宜,工部看議具奏,欽此�！笔露呷�,平西王吳三桂又捐銀千兩,助建思陵,思陵的工程才暫告一段落。順治十一年八月,清代著名學者談遷曾赴思陵拜謁,他在《北游錄》一書中記述了當時思陵的建筑規(guī)制:“周垣之南垣博六十步。中門丈有二尺,左右各戶而鑰其右。……垣以內(nèi)左右廡三楹,崇不三丈。幾案供奉明懷宗端皇帝神位(此處當指享殿內(nèi))。循壁而北,又垣。其門、左右廡如前。中為碑亭,云‘懷宗端皇帝陵',篆首‘大明'�！M此垣,除地五丈則石坎,淺五寸、方數(shù)尺,焚帛處�？脖睜t瓶五事,并琢以石。稍進五尺,橫石幾,盤果五之,俱石也。蛻龍之藏,涌土曰三四尺,茅塞榛荒,酸棗數(shù)本�！蓖瑫都o文·思陵記》又謂,思陵享殿為“三楹”(三間),“奉先帝木主”；碑亭(文中稱“內(nèi)殿”)有額,有金書“思陵”二字。亭內(nèi)石碑“大明”亦為金字。碑刻“懷宗端皇帝陵”。
順治十六年,思陵的建筑又稍有變化。該年三月,陵前增碑亭一座。十一月,去崇禎帝“懷宗”廟號。并改謚“莊烈愍皇帝”。陵內(nèi)石碑、神牌字跡隨之而改。十二月,順治皇帝下《諭修明崇禎帝陵詔》,其具體修建項目不詳于文。但從康熙年間譚吉璁《肅松錄》所記思陵制度看，思陵雖經(jīng)順治十六年的修建，但并無大的變化。該書所記思陵的建筑情況是:“碑亭南北四丈八尺，修三丈。享殿，距門十三步，階三,無臺,殿三楹，廣七丈二尺，修四丈二尺,內(nèi)香案一,青琉璃五,器全設。一神牌，高二尺五寸,石青地,雕龍邊,以金泥之,題曰‘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宏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中楹為暖閣,長槅六扇，中供木主三,中則莊烈愍皇帝,左則周后,右則田妃，外俱用櫝冒之。周后神主題曰 ‘大明孝敬貞烈慈惠莊敏承天配圣端黃后’,田妃神主僅存‘恭懿'二字,余被人磨去矣。配殿三楹，俱黑瓦。殿前大杏樹一株。陵寢門三,距殿址四步,穴墻為門，中廣二丈四尺,修一丈二尺,傍則戶矣。明樓距門十一步，不起樓，階四,中開一門,左右夾窗二。碑石廣一丈六尺,修六尺，雕龍，方座,高丈許,題曰‘莊烈愍皇帝之陵'。石幾距樓十步，長五尺，博二尺。幾前石器五,俱高八尺,方式雕龍。中一方鼎,與諸陵異,皆列于地。寶城距幾甚近,無城,周圍用墻，高六尺。中以石灰起冢，高四尺,繚以短垣,左松八株，右松七株�！�
清乾隆年間，思陵先后兩次修繕,陵園建筑規(guī)制又發(fā)生了新的變化。
乾隆十年(1745年)九月,刑部左侍郎錢陳群奉命祭祀思陵，發(fā)現(xiàn)思陵因長期失修,風雨剝落,殿廡傾圮嚴重,遂奏請修葺，并提出：遵世祖章皇帝奢靡不尚之諭旨辦理。乾隆帝從其所請，下詔修繕思陵。直隸總督那蘇圖奉命督辦該項工程。昌平州知州胡大化估報,修繕享殿三間,建造配殿六間,加上大門、二門、碑亭、甬路等工程共需工料銀及燒造琉璃瓦銀13900余兩。后又經(jīng)保定府同知永壽實地復核,認為“享殿三間雖久已倒塌,舊存木植磚塊尚敷湊用,似應添補修葺,其余墻垣等項酌量粘補。其配殿六間久經(jīng)傾圮,且地基窄狹,毋庸重修,以省靡費”。此議于乾隆十一年十一月經(jīng)那蘇圖奏請乾隆皇帝同意后遂只將思陵享殿、垣墻修好,配殿廢而未修。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修葺十三陵,思陵是其中之一。因“順治年間改建思陵,而一切明樓、享殿之制未大備”,特命“重為修葺,悉如別陵。并普立神牌木主供奉,以妥享祀”。
修陵大臣工部尚書金簡等人經(jīng)實地勘察提出,思陵“僅有享殿三間、碑亭一座,規(guī)制頗覺狹小。伏思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即命以帝禮改葬,茲復仰奉諭旨,不惜帑金修葺諸明陵寢,似應就現(xiàn)在地勢加筑月臺,將舊碑亭移建月臺之上,后墻略為加高,寶頂隨墻添土,并將原建享殿三間改造五間,宮門一間改造三間。用彰恩施優(yōu)渥”。于是,思陵的陵門改建成了硬山頂式的三間門樓,享殿建成了面闊五間(通闊17.3米),進深三間(通深8.5米)的單檐歇山頂式建筑。石雕五供之后也建起了無馬道、宇墻的單面墻式的寶城墻,和城臺及重檐歇山頂式的明樓。
在陵園的管理上,思陵和其他明陵一樣,在清代設置有司香內(nèi)使(守陵太監(jiān))二名、陵夫八名,照役給予香火地畝。每年春秋二季,分由太常寺差官至陵致祭。清廷每年還委派工部堂官一員,赴陵檢查陵園建筑,時加修葺。
思陵,雖然終清之世一直是崇禎皇帝的陵名,但在順治、康熙年間,一些知識分子卻不稱其為思陵而稱之為“攢宮”。
如顧炎武在《昌平山水記》中就直稱思陵為“攢宮”,并加以解釋說:“昔宋之南渡,會稽諸陵皆曰攢宮,實陵而名不以陵�！洞呵铩分�,‘君殺,賊不討不書葬',實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實也。實未葬而名葬,臣子之義所不敢出也”�！兜哿陥D說》的作者梁份亦云:“烈皇帝殯于田妃墓,國恥未雪,不謂之攢宮不可也!以陵稱不可也!以思稱尤不可也!”顯然,他們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場上,認為明朝的國恥未雪、君父之仇未報,因此,崇禎帝雖葬于田妃墓中,但卻不能稱“葬”,思陵也不能稱“陵”。他們拒不接受清朝為崇禎帝墓所定的陵名,反映了他們對清朝統(tǒng)治者的不滿和對明朝的懷念。
清朝滅亡后,軍閥連年混戰(zhàn),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又蹂躪了祖國大好河山,思陵屢逢劫難,殘毀十分嚴重。地下墓室曾先后兩次被當?shù)赝练吮I發(fā)。 1947年,國民黨軍隊為修炮樓,又大規(guī)模地拆毀陵園地面建筑。至新中國建立前夕,思陵已是滿目凄涼,只有墳冢、樓殿遺址、石雕五供、碑石作為珍貴文物保存下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十分重視文物保護工作,思陵的珍貴文物得到應有保護。
現(xiàn)在的明思陵,雖然沒有金碧輝煌的殿宇樓臺,但古陵殘碑，松濤陣陣，仍別有一番意境。特別是殘存下來的石雕藝術(shù)品，構(gòu)思奇妙,雕工精細,頗引人入勝。
石五供,分為前后兩套。前一套,是五個相互獨立的供器,正中為香爐,雕為四足兩耳的方鼎形,上面浮雕饕餮紋。左右為燭臺,臺腹四面雕刻人物故事；最兩邊的是花瓶,瓶腹、瓶項略呈圓形,亦浮雕饕餮紋。五供器各施以石座，與明代其他各陵共用一祭臺不同。后面的一套,祭案的案端作翹頭式,案面浮雕繩紋,下作悶戶櫥形狀,四腿因項部內(nèi)收而隨勢彎曲,足部外翻,還保留著明式家具線腳優(yōu)美、雄渾大方的特色。案上放有石雕供果五盤,一盤為桔,一盤為柿,一盤為石榴,另外兩盤分別為壽桃和佛手,形象十分逼真。碑石雕刻也別有風趣。碑首作“四螭下垂”式,碑身左右雕升龍,碑座前雕五龍,后雕五麒麟,左右雕母獅背負小獅圖案,母獅前還有小獅或作戲球狀,或伏于母獅身下作哺乳狀,形態(tài)極為生動,據(jù)說,這是象征古代官爵中“太師、少師”的一種吉祥圖案。明樓內(nèi)的圣號碑碑陽篆額“大明”二字,下刻“莊烈愍皇帝之陵”七個大字。前面的神道碑碑陽篆額“欶建”,下刻清順治年間大學士金之俊奉欶撰寫的碑文:
皇清敕建明崇禎帝碑記:光祿大夫太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臣金之俊奉敕恭撰。臣嘗觀古今治亂之跡,邦國興替之由,使后之人得而考焉,以為法戒者,其義莫詳于史。大約國之興也,創(chuàng)業(yè)開基之君,莫不有應夭順人之舉,積功種德,為累葉之所憑藉。其亡也,必未季之主或天資刻薄,殘民以逞,或黯弱昏庸,太阿旁落,或甚而縱欲敗度,滅裂綱常,種種失德,難以枚舉,皆有自取滅亡之道。即國祚之修短不同,而覆敗相尋,異世一轍�！稌吩�: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非虛語也。我皇上聰明睿智,典學惟勤。涵泳六經(jīng)之暇,尤研精史書。舉前代之是非,往事之成敗,靡不溯原窮委,一一究其指歸。而于明朝興亡本未,更了如指掌。于是,深晰崇禎帝之所以失天下者,厥咎有在,非未世亡國之君可同年而語也。但當時既無《實錄》,日后慮多傳疑,每厪睿懷之憫惻,于順治十四年二月爰諭工部立碑表章。恭繹夭語一則曰:明崇禎帝尚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亂,身殉社稷。再則曰:若不亟為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并觀。嗚呼!宸鑒及此，不能不令人低徊嘆息,頌我皇上之明并日月,發(fā)幽光于幾沉，德邁興王,昭公評于隔代,真前此紀載中未有之盛事也。茲工部遵諭，石龍 石成,皇上特命臣之俊為文,以勒之碑。臣系故明累臣，矢殉溝壑，幸遘永清之會,再續(xù)余生。既捧徽綸而感涕，益驚專命而彷徨。以谫陋昏髦如臣,何能追闡遺媺,仰副皇上表章之盛心？然不敢不就見聞所及,謬述其概,以竊附史官之職也。當即位之始,正孽珰煽亂之余,中外危疑,獨能不動聲色，芟夷大憝，如秋風振稿。因目擊人心蠱壞,盡屬如醉如夢之流,法紀廢馳，釀成不痛不癢之習。銳意更弦,猛圖法祖,恤民隱，畏天災，嘗蔬食布衣,痛自貶損。講幄之咨詢不輟,平臺之召對屢勤。一段宵旰,靡寧想望太平之意。誠有如上諭所云,孜孜求治者。假令當日有先憂后樂之臣,同心一德,匡濟時艱,小康猶可坐致。即或中材之佐,警戒綢繆,尚得彌縫歲月。其如怙媮積玩，貪黷成風。下史之精神,專用以鉆營結(jié)納。大僚之好上，唯在乎位高多金。以致民窮盜起。然發(fā)難之初,不過西陲一隅，亦何難以國家全力制之？而上下相蒙,以賊為諱,嘯聚之勢日熾月盛。攻城掠邑,有同破竹。然后舉國張皇,紛紛議選將,議抽兵，議加派,議設總理、總督重臣。臨渴掘井,毫無成算。以言剿，則挫衄屢聞。以言撫,則招徠無術(shù)。至于驕兵悍將,及借賊勢披猖為護身符,來不能御,去不肯追,遂蔓延流毒。秦、晉、楚、豫、巴、蜀暨大江以北,所在騷然。而朝端之上,方爭洛蜀之黨，日構(gòu)玄黃之戰(zhàn),厝火怡堂,獨以賊遺君父憂。間有一二耿介特立之士,以公忠體國為念,又往往不安于其位。一時內(nèi)外文武事權(quán)在握者,無一實心辦賊之人矣。致令仁明銳治之主不幸而丁中葉陵替之后,起弊扶衰,萬難措手。兼之孑然孤立于上,四顧盈庭茫無可倚。譬如 尩 贏之夫,病之初中尚在膚膜腠理之間,中醫(yī)猶能按脈而治。及躭延日久,深入膏肓,雖有盧扁救療安施,豈非天之所廢莫能興之,而人謀不臧,適任其咎者耶!考史傳所載,凡未季亡國之君,覆車之轍,崇禎帝并無一蹈焉。乃身殉宗社,不引天亡之言,亦烈矣。嗟乎傷哉!有君無臣,禍貽邦國,竟若斯哉!此明代往事之可為痛哭流涕者也。我皇上深用憫惻,而欲亟為之闡揚,是即孔子當年作《春秋》之心。褒貶出乎至公,瑕瑜毋令相掩,俾天下后世讀明史者,咸知崇禎帝之失天下也,非失德之故,總由人臣謀國不忠所致。庶后之為人臣者悚然知所戒,為后之為人君者亦知慎于用人也已。然則煌煌睿諭,明乎制治,保邦勿玩小寇,而弭寇必以安民為本,安民則又以知人為本。此匪直昭一時之信史,實著萬世之常經(jīng),蓋永為君若臣民寶鏡哉!
順治十有六年,歲次己亥,春三月壬辰朔十五日丙午建。
碑文全系楷書,殘壞極少。
